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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郁,湖北浠水人,与闻一多先生同乡,虽有诗人、作家头衔,还有语文特级教师头衔,但深感惭愧,望一望闻先生,感觉此生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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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教”的当下意义  

2011-02-23 16:38: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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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著名的新锐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先生的一篇演讲稿。

“诗教”是这个金钱时代的稀有资源,尽管我们历史上不缺。但现在是多么缺少啊,就像稀有的明净空气一样。愿我们都来热爱诗歌,热爱诗歌就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热爱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愿从我们做起,从孩子做起,从学校做起。

 

                                                                           “诗教”的当下意义

 

谢有顺


  最近参加“诗润南国·首届广东省小学生诗歌节”,接触了很多小学生诗人,看他们现场作诗、发言,都有良好的诗歌教养,令我十分惊奇。我后来才知道,仅仅是在广州,就有数百位研究“诗教”课堂创新教育的语文老师,在自己的学校悄然发起了一场“诗教实验”,提倡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以诗育心,起到了明显的实效,也培养了一批小诗人。与此同时,我也不断地在媒体上读到关于诗人的丑闻或者轻言诗歌无用的论调。这些看起来矛盾的信息,却迫使我思考诗歌在当下的意义、“诗教”在当下的意义。

 

 
  中国长期来强调以文立国,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偃武修文,四方来朝”,“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认识中国人的人生,就得熟悉中国的文学。因为对文有这种异乎寻常的尊崇,日本人甚至给中国取过一个讥讽性的外号,就叫“文学国度”。确实,中国是一个对文有特殊癖好的民族,历史上也不乏一封信吓退敌国(李白)、一封信气死了人(诸葛亮)、一篇文章吓退鳄鱼(韩愈的《祭鳄鱼文》)的神奇传说。可见,文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近乎是一种宗教。
  而文的核心,正是诗。所以,在古代,官员中有诗人,隐士中有诗人,皇帝、僧人、侠客中也不乏诗人。但哪个文人若是写小说或编戏曲,不仅不能登大雅之堂,甚至都不敢留下自己真实的姓名——所以四大名著的真实作者,至今争议不断。因此,现在风行的小说,在一百年前,还只是被贬为“小道”的文体,那时真正令文人骄傲的是诗。胡适当年发动白话文革命,阻力最大的也是诗,所以他说,如果把新诗的堡垒攻克下来,白话文学的革命就彻底胜利了。
  诗在民众心目中的这种神圣地位,如林语堂所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中国一直来缺乏那种恒定的、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传统,许多人的心灵都处于无所信、也无从信的状态,即便有人说中国是偏重于信佛的国家,但在日常生活层面,佛教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小的。这点,我们比较中西方的父母给孩子取名一事就可看出:在西方,笃信圣经的家庭,经常把孩子的名字取为摩西、约翰、彼得、以诺等,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和圣徒同名是好事,也希望孩子生来就是相信神的人;但在中国,即便是最虔诚的佛教家庭,我也没见过有哪个父母愿意用本尘、了因、空相之类的作为小孩的名字——他们不仅不这样取名,甚至还会觉得取这种名有一种不祥之兆;而像张恨水、谢冰心等人的名字,之所以被人喜欢,参考的标准正是诗歌,因为这些名字有诗意,有一种特殊的美——这说明,许多中国人并没有把他的宗教信仰带到日常生活中来,真正影响、塑造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还是诗歌的力量。
  西方人常常把人生的终极看作是神圣的,超越的,救赎的,而中国人却常常把人生的最高境界看作是诗意的,审美的,艺术的,二者之间有根本的不同。诗意、审美、艺术的人生由什么来承载?诗。在中国人的人生构想中,诗意的人生是比庸俗的、充满功利色彩的人生,甚至比遁入空门的人生更高一个层次的——即便和尚,中国人也是尊崇那些会作诗的和尚。正如一些人退休之后,觉得吟诗、写字、作画、刻章、遛鸟、养花,要比在家数钱更富审美价值,隐居也比入世更具诗意。所以像金庸的小说,写的是典型的中国人生,他的主人公,大多数最后都归隐了:陈家洛归隐于回疆,袁承志归隐于一海岛,杨过归隐于古墓,郭襄归隐于娥眉,张无忌归隐于为赵敏画眉,令狐冲归隐于江湖的无名之地,连韦小宝这样的混世魔王,也归隐于扬州一带,甚至连萧峰这样的为国为民之大侠,也曾梦想和阿朱一起到雁门关外打猎放牧,度过余生……这样的人生如同艺术,有乌托邦色彩,令人向往;相反,多数读者不会羡慕金庸笔下的僧人生活,更不会羡慕萧远山、慕容博最终皈依于少林,原因就在于归隐的生活、田园的生活,是审美的,艺术的,比纯粹的宗教生活更富诗意——它背后的价值参照正是按照诗的精神来设计的。
  诗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宗教,或者具有一种宗教般的力量。西方人习惯从小让孩子背诵圣经,中国人则常常让孩子背诵唐诗;美国人遇见“9·11”,首先想到的是去教堂,向神祷告,倾诉,而中国人遭遇汶川大地震,首先想到的是写诗,举行诗歌朗诵会。“5·12”以后,中国的诗歌有一次热潮,就因为那时的诗歌起到了抚慰人心、安妥灵魂的宗教性作用。
  不能藐视诗歌的力量,它在关键时刻,可以唤醒一个人内心柔软的部分,甚至能让人热泪盈眶。诗歌的力量一旦深入人心,一种和诗有关的价值观,那种审美的、艺术的思想,就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设计,因此,提倡“诗教”,其实就是提倡一种美育。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就主张打通科学和人文的界限,主张美育和智育并重的,他说,“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瑟无聊的状态”,他所召唤的也是那颗审美之心。所以,我很感佩于有那么多中小学老师,愿意从诗歌入手,对孩子们那些还未被过度污染的心灵实行“诗教”,进而培育他们。
  诗歌教育是一种审美教育。诗的感性,容易被人领悟;诗的优美,容易激发人的想象;诗歌中那种结晶的语言,深藏着许多精致的心灵。以诗教之,对于孩子们,甚至对于普遍的国民,都能起到润泽人心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里的“诗”,指的是《诗经》。不了解、学习一点诗歌,你甚至不懂该如何说话。不是不会说话,而是不能把话说得优雅、准确。汉语是很结晶的语言,有时用口语说了一大篇,还不如引一句诗来得准确、生动。“天下谁人不识君”,“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一语道尽各种心绪或伤愁,只有诗的语言,能如此凝练、精致。就是平时谈情说爱,有没有一点诗心,也是不同的,恋人分手时,说“把我的心还给我”,总比说“把我的钻戒还给我”要风雅得多。
  因此,诗歌也是一种说话方式,不过,它说出的主要是诗人自己的情怀、胸襟和旨趣。通过诗,理解诗人,探究他的情感空间和内心世界,就可实现心灵与心灵的交流,人生与人生的叠加。诗不能让我们活得更好,但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多,也就是说,诗可以使我们的人生充满可能性。因为和诗里的人生有了共鸣、回应,我们自己原有的人生就延长了,扩大了。
  诗人的遭遇我或许没有,但他那种心情我体会了,诗人笑,我跟他一起笑,诗人哭,我也一同哭。就此而言,诗歌教育除了是审美教育,也还是真实的情感教育。诗歌饱含诗人的情感,尤其是那些有感而发的诗歌,以情动人,也以诗人的广阔、旷达、高远,令人沉醉。一个老师告诉我,实践“诗教”,最怕那种无病呻吟、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假诗,离了真情和有感而发,诗歌就会变成一种语言游戏。
  这点,也可从中国新诗为何发生这一历史事件中看出。那时胡适他们认为,格律诗是用自己的舌头唱古人的歌,格律和用典都成了伪装自我的工具:一个对故国毫无感情的人,也可大发“故国颓阳”的感叹;一个在美国明亮的电灯下写诗的人,偏偏要说“一灯如豆”……诗歌已经不能真实地抒怀,而成了一种陈词滥调。所以刘半农才说,“现在已成假诗世界”,诗弄得不像诗,“无非是不真二字,在那儿捣鬼”。针对这种现象,胡适提出要写具体的诗,强调诗歌要有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郑振铎强调诗歌要率真、质朴,周作人强调诗歌要真实、简练,他们都希望诗歌从死亡的境地,走向新生。可是,新诗革命的早期,很多的诗作并不成功,胡适写的诗,不过是起一种以白话入诗的示范作用,并无多少诗意可言,他的朋友甚至嘲笑他的诗是“莲花落”。可见,诗歌并不仅仅是写实的,也非只是记述,它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功能不能忽略,那就是抒情。
  新诗史上,首先重申诗歌抒情性的是郭沫若,他那时还很年轻,但提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并强调是直觉、联想和语言的共同作用,产生了诗。郭沫若师承歌德等浪漫派诗人,所以他的诗是激情澎湃、直抒胸臆的,感情浓郁,一出现就让人充分体会到了诗的情感力量。只是过于放纵情感,并不一定能写好诗,因为放纵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粗糙和滥情,这正是郭沫若诗歌的弱点。
  由此可见,诗歌教育既是教人抒发情感的教育,也还是教人如何节制情感的教育。太夸张、太外露的情感,容易伤害诗歌的美和隐忍,说“大海啊,亲爱的母亲”,甚至不如说“大海啊,原来你都是水”来得准确,就在于后者的惊叹是隐忍的,更富诗的思维。李白心情欢欣写下“轻舟已过万重山”,明明是内心轻盈、灵魂欢悦,他却只说“舟”轻,不直接说心轻、魂轻,这才是诗歌。因此,郭沫若之后,到徐志摩、戴望舒等人那里,新诗就开始走向成熟了,原因就在于他们更善于节制和冲淡情感,诗风也更加潇洒、隐忍,情感藏得越深,有时迸发出来的力量反而越大。我们读《再别康桥》、《沙扬娜拉》这样的诗会发现,诗人的情感是深沉而飘逸的;我们读《雨巷》,发现“忧愁”是“丁香一样的”,“目光”是“太息一般的”,“惆怅”是“丁香般的”,“姑娘”是“结着愁怨的”,情感都被分解到了这些具体的感觉之中,加上该诗有很好的语言节奏,它唤醒的是我们内心的事物,那份感伤和忧愁,也变得触手可及。
  以诗歌作为情感教育的素材,就能使一个人变得情感丰富、心灵敏感,同时,也能意识到情感的抒发如何才能显得优雅、节制,更富美感。
  中国古代的情感表达是强调中和之美的,但过分矜持,有时缺乏激情和奔放,有了新诗之后,中国人在情感表达上就有了新的出口,这是新诗的功绩之一,不容抹杀。但我发现,前几年各地在纪念中国新诗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国内一老一少两个人——季羡林和韩寒,都分别发表了新诗的实践证明它已失败的言论,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古体诗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今天已经难有大的突破,至少在情感的表达上,它和现代人之间并不贴身,尽管它容易在辞藻上做文章,但就真实和自然而言,新诗明显要更具优势。

 

 
  没必要去辩论新诗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就着心灵的精致表达而言,新诗或许是没有古诗精彩。当然,拿新诗九十多年的成就,来和三千年的古诗成就相比照,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但谈及“诗教”,尤其是面对青少年的诗歌教育,作为“诗教”运动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如何解析、赏读好古诗,如何在古诗中发现那些细微的美,发现那些精致的心灵,并引导学生去理解它,感受它,也至关重要,毕竟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古诗占的比例要比新诗大得多。
  要成为一个能读出诗的妙处、能进入诗境和诗心的人,就必须有一种眼光,并有一种将心比心的艺术感觉,从而贴着语言来解析诗歌。现在很多的诗歌鉴赏词典,包括许多诗歌赏析文章,都只讲对一首诗的总体印象或结论,什么沉郁,放达,悠远的诗意呀,充满人生的感慨呀,但诗里究竟是如何表现沉郁,如何感慨人生的,并无具体的分析。对于普通读者,如果只讲结论,是无法让他们热爱诗歌,沉迷诗歌的,必须带他们进入一个生动、细致、深刻的诗歌世界,才能让他们领悟诗歌,并激发起他们对诗的向往。
  中国的诗歌,尤其是古诗,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强调诗歌背后的人情和人心。实现诗人的人生心得和人生旨趣,物与人的合一,才堪称是高境界。《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写过一件事。香菱姑娘想学作诗,向林黛玉请教时说:“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林黛玉听了,就告诫她:“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后来,林黛玉向香菱推荐了《王摩诘全集》,以及李白、杜甫的诗,让她先以这三个人的诗“作底子”。林黛玉对诗词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何以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是不可学的,就因为这样的诗背后没有人,或者那诗的情境,什么人坐在里面都可以,不是诗人自己独有的境,这就显得俗了。而读王维的诗,他可能没有直接写人,但他的诗歌背后是有人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突出的是人的闲和空,因为闲,桂花落下来的细小声音,都能清晰地听见,因为心里空,才觉得“山空”。如此的静和空,以至月亮出来,这完全是视觉上的场景变化,也能把鸟惊起,而整个山涧,只有这只鸟的声音,以有声写无声,以视觉的静写听觉的静,显露的其实是一种内心的静。王维自己就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而“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这样的诗句,完全没写人,但若是没有一个内心安静的人,如何能听到山果落下的声音、草虫鸣叫的声音?一个心思杂乱,或在灯下发脾气的人,山果和草虫的世界,他是不关心的。外面的静,衬出的还是内心的静,这种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佛学或道禅意义上的静。
  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个没有鸟,没有人烟的地方,举目皆白,如此广袤的一个空无的世界,却有一个孤独的钓翁,一动不动地在那里,他是在钓鱼?不,是钓雪。钓雪是没有目标的,这说明他其实是在凝视自己的内心。广袤的无,和钓翁那渺小的存在,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幅画面,同样写的是一种内心的宁静。有些人把钓翁解读为是孤独的,寒冷的,诗里也确实出现了“孤”和“独”的字眼,但细读这首诗,你会发现,钓翁其实一点都不孤独,也不寒冷,因为他不动,他静得只是在凝视内心,观照自我,他是在与自己的内心为友,与孤独为友,他在无垠的白和无中,体会到的或许是自我的真实存在。
  读“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能察觉在一种美好的春景中,诗人想到的是被风雨摧折的花朵,他或许觉得,一种美好的诞生背后,也有另一种美好在寂灭。人生也是如此。读“床前明月光”这样朴素的诗句,发现诗的后面,那个关于是月光还是霜的疑问突然消失了,诗人低头思念起了故乡,这样的心灵转折,多么微妙、细腻,又是多么经典。
  ——进入到诗歌世界,尤其是古诗世界,我们会遇到许多这样细腻、高远的心灵,这些为语言所雕刻出来的精致心灵,一旦被学生所理解、欣赏,意义是深远的,因为一种心灵教育的完成,必然要以心灵为摹本,也要以心灵与心灵的呼应为路径,从而达到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塑造。
  而以审美教育、情感教育和心灵教育为核心的“诗教”,推广开来,并获得学生的响应之后,必将影响一代人的人文素养,我相信,他们的感知系统、审美方式、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都会因诗而改变。诗能为僵硬的世界留下柔情,也能为苍白的心注入暖意,以诗教之,未尝不是反抗当下实利主义思想盛行、人文教育缺失之境遇的一种有效途径。
  当代诗歌的困境,当下人文教育的困境,或许都可从中获得启示——诗歌写作和诗歌教育的结盟,带来的很可能是一种文学精神的复活。而由这种精神滋养起来的心灵,哪怕只是落实在一个或两个孩子身上,它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美国诗人埃米莉?狄更生有一首诗这样写道:“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我便没有白活一场;/假如我能消除一个人的痛苦,/或者平息一个人的悲伤,/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它的巢中,/我便没有虚度此生。”是啊,诗歌的力量,也许是
渺小、轻逸的,但它关乎心灵的自我援助,也关乎一种更高的人生实现。有些感受,我没有的,诗里有;有些梦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在诗里实现了。在诗中与别人的人生、他者的心灵相遇,并由此享受一种优雅汉语之美,这是极为美妙的人生记忆。这样的记忆,每个人都理应拥有,也都应该学习告诉别人——众多“诗教”的默默实践者,做的其实正是这种工作。

    (根据本人在“诗润南国·首届广东省小学生诗歌节”上的演讲录音整理、修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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