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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郁,湖北浠水人,与闻一多先生同乡,虽有诗人、作家头衔,还有语文特级教师头衔,但深感惭愧,望一望闻先生,感觉此生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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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累得我心疼  

2011-06-14 20:04: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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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累得我心疼
    ■罗达成
    
    我叮嘱天天,“乖囡,记住!吃得消,就尽量坚持,吃不消,一定告诉爷爷!”有时,他会无奈地指着满台子的课本、辅导材料和作业,叹息着说:“爷爷,我今天真累呵!”“老没有时间玩,吃力得恨煞脱了!”
    
    在我们家,最累的不是上班的人。累得让我心疼的,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子天天。他才七岁半,却似乎生活在一条紧张、忙碌、规律性很强的流水线上。算算这些一年级孩子的“在线”时间,好像比工厂流水线上的员工还要漫长。
    
    天天从幼儿园起,便由妈妈带着去上各种各样的课,识字,练字,学拼音,学查字典,学算术,并早早就开始请老外上门教英语。虽然有思想准备,且做了好些前期知识铺垫,但从去年9月他上小学之后,还是感到压力超出预想,有点应接不暇:白天要上六到七节课,中午在校用餐后原本休息一小时,却要挤掉一半时间做作业;晚上也要做作业,还要预习和复习,而且要不断应对接踵而至的语文、数学、英语测验。生活节奏大大加快,负担明显加重,而且也因此大大降低了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每天都从一个紧凑得有些慌乱的早晨开始。做妈妈的心疼儿子,总要等到六点三刻才催天天快起床,而他还没睡醒,常常下意识地反抗,嚷嚷着“起不来,起不来,还没睡够呢!”或者是“迟到就迟到,迟到就不去了!”但在反复催促下,他很快清醒了:一骨碌起身,洗脸、刷牙、让妈妈替他卸矫正近视的ok镜……早上,妈妈忙,外婆和保姆也跟着忙。最费时间的是早餐,要搭配丰富,还要尽可能吃饱——这些挑食的孩子觉得学校什么都好,就是外包出去的这顿午餐不太好,也吃不饱。
    
    八点一刻学校做广播操。因为早上堵车,原本只消五分钟车程,却要准备花掉半小时。哎呀,怎么这么慢!这时最着急的反而是天天,一路催促快点快点,“妈妈,千万不能迟到!”是呀,在班级里“有头有脸”、还管点事儿的天天,怎么能带头违反纪律呢。
    
    从幼儿园算起,儿媳接送天天已经四年了。小两口在国外打拼八年才回来,她以35岁的“高龄”当妈妈,爱心拳拳,决意以带孩子为主,工作为辅。在天天蹒跚长大,要进幼儿园时,当年最高规格是坐自行车上幼儿园的儿子特意添了辆小车;儿媳也考出驾照,负责早晚接送与跟老师沟通。星期六、星期天母子俩一天至少要赶两场课,来去匆匆,我看着都觉得累——妈妈做得好辛苦呵,不光全职,而且必须全能,儿子学什么,她也必须跟着陪读,学画图要弄清颜色搭配,学钢琴得看懂五线谱,不然就没法督促儿子练习。
    
    下午放学接孩子,妈妈和许多家长一样,提前一个小时就到校门口排队等候,凭牌进入,几百个人的队伍,逶迤而又壮观。几乎每个家长都准备了两样东西:一张简易的折叠小凳,一包带给孩子加餐的补给品。
    
    流水线从学校又延伸到家里,随后开始的是一个时间节点相当紧凑的战斗夜晚:回家就洗澡,做一个小时作业,六点多吃晚饭。没等咀嚼运动完全结束,天天就急着订正测验考卷上的失误,再让妈妈检查、签字。随后,是听与课文同步的磁带,朗读、背诵和复习当天教的课文或古诗,并预习明天的内容——妈妈还特意买来两套版本不同“由上海百位名师联袂编著”的“一年级课文”辅导材料,布置得也很明确:复习、预习,一定要确保至少三遍,完成了有奖励!妈妈每天都要查看儿子带回来的那本“学校家长备忘手册”,并经常上网到“家校平台”上验证。
    
    数学、英语还算是天天的强项,考试经常是100分。我们家的这位数学课代表,叹曰:“最难最吃力的是语文。”语文课的进度快、容量大,堪称填鸭式:每天上两节课,教一篇三四百字的新课文,推出八九个生字、一串词组;要弄清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会定音四声、正确拼写、填部首、辨字组词、连词成句;还要学会用部首、笔画、音序几种方法查字典。最头疼的,是要死记硬背,要求“朗读并背诵”的课文和古诗蜂拥而至。我们几个大人也感叹不已,拔苗助长,逼人太甚!这真是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吗?他们的小脑袋能装下这么艰深的东西吗?诗人艾青的《绿》,绿得让孩子们晕了:“好像是绿色的墨水瓶打翻了/到处是绿的/到哪儿去找这么多的绿/墨绿、浅绿、嫩绿、翠绿、淡绿、粉绿/绿得发亮,绿得出奇……”这首五节17行的诗要背诵。五节24行的《夏天》要背诵。三节13行《识字的小秘密》要背诵。6节12行的《象形字真奇妙》要背诵。三节12行的《数量词》要背诵。《王冕学画》的第二节要背诵。在单元复习里,还警示地提醒道:“已学过的两首古诗,你都会背吗?”是啊,不管你懂不懂,都要背,不背的也要烂熟于心,期末考试有“古诗补充、填写完整”的内容等着!还勉为其难地要孩子们体味,唐代李峤的古诗中吹来的没有出现风字的“风”——“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以及三国魏时曹植情急下七步吟成的“救命诗”,无怪乎,百分之百的孩子对语文叫苦不迭,双休日几乎全班人马都在外面的补习班补语文。成绩差的更累,补完语文补数学,补完数学补英语。
    
    我们家的“流水线”一般到晚上八点半收场,以让疲劳不堪的孩子保证近10个小时睡眠。不过,每逢星期四这“保证”却难以保证:晚餐前,英语外教要上一个半小时的口语。这个晚上总是分秒必争,孩子也只能晚些睡。但天天还算是幸运的,有妈妈在边上保驾。而有些同学,家里这时候只有老人,有问题还要等父母下班辅导,差不多每天熬到九点半左右才能睡觉。
    
    理解力和承受力很强的天天,也有极限,也需要排解和宣泄。我叮嘱天天,“乖囡,记住!吃得消,就尽量坚持,吃不消,一定告诉爷爷!”有时,他会无奈地指着满台子的课本、辅导材料和作业,叹息着说:“爷爷,我今天真累呵!”“老没有时间玩,吃力得恨煞脱了!”感觉中,简直像是被老板折磨得直不起腰的员工。真如重锤捶胸。每当这时候,我无言以对,心疼不已。但是,我能顺势说“乖囡,吃力就别做了,去玩吧,去睡觉”吗?不能!而且,决定权在他妈妈。妈妈规定了好多“平时不准”,不准看电视,不准玩游戏,不准下棋。在他压力大到亟须发泄时,如果妈妈不好言劝慰,反而强求他马上完成,甚至还要加码,不堪忍受的天天也会泪如雨下,瞬间如火山般强烈爆发:“不要逼我!我不想读书了!”有一次甚至愤怒而又哀怨地喊叫:“再逼我,我就从楼上跳下去!所有问题统统可以结束!”这是七岁孩子说的话吗?太让人揪心,让人震惊,让人害怕!
    
    天天几次热泪横流的爆发和抗争,使做妈妈的深为震撼。她为儿子付出很多,能让他享有较好的物质生活,却无法也无意去缓解那紧张的流水线生活。相反,是她与学校、老师自觉、主动、紧密合作,才让七岁半的孩子,每天在流水线上满负荷地运转14个小时!好在我们家的第二代都比较开通,他们在惊醒中反省,对孩子作出相当尺度的让步、减压,而且痛快地表示:“没时间,钢琴可以暂时不弹”,“外面的补习班,除了语文,现在可以不参加”。虽然加了一些限制词,毕竟还是切切实实地松绑了。钢琴再重要,能够跟儿子比吗?不想弹不弹也罢。要有点玩的时候?可以!妈妈跟儿子商量:星期五晚上可以下棋。星期六彻底放松,把书本扔在一边——到公园骑马好吗?到体育馆游泳、打羽毛球好吗?放长假时,我们再到香港或是三亚去,好吗?
    
    妈妈在学校的家长交流会上说了,不做虎妈,不等于做绵羊妈妈,不给儿子加压,不等于放任自流。她的期望值不高也不低:近期目标很明确,学习成绩不要求满分但一定要高分,在班级里不要求第一名但一定要第一流。今后目标,不要求孩子将来成名成家,但一定要能进国内或是国外一所好一点的大学,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她跟所有家长一样,不想逼孩子,却又不得不逼:现实明摆着,社会就业和生存竞争压力前移了,高考的指挥棒影响到中小学,一定要用分数把人分出个三六九等来。
    
    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这个坚决的减负派,犹豫再三,还是做了件“帮凶”增压的事:提议让天天每天抽20分钟,跟我一起商量、构思写篇百字文,记下一件感人小事,学会遣字造句讲故事,这会让他终生受益。天天对小作文有兴趣,我们祖孙俩晚上总在讨论、沟通,还互相提问。我问天天,电视里说广西山区里的住校小学生,因为家里穷,顿顿都吃黄豆饭,天天如此,年年如此,让你每天吃,你怎么办?他回避难点,狡黠地回答:“这要看你生在哪儿呀!”他提的问题,往往很简单,却复杂得无法回答。“我听同学爸爸讲,现在大学生最空,小学生最忙,为啥?”我不能跟他说,这是教育制度有问题,去问教育部部长吧。只能说,确实不合理,不公平,太欺负孩子了!
    
    见我每次在通话中总为天天的劳累忧心忡忡,远在洛杉矶的女儿建议,“让天天到美国上学吧,绝对不累。这里专门为中国来的小学生新开了好多学校,而且办得相当好。”这可是一张轻易打不得的牌呵!现在就把孩子送出去,实在太小、太早,会弄得英文溜,中文半生不熟。家庭会议决定:天天出国读书的事,最终拍板权属于爷爷。可我还是不由得感叹:智力被过早开发、过度开发,中国孩子的减负问题,家家户户的切肤之痛,在中国越来越解决不了,也就难怪越来越多失望、无奈的家长作出消极选择——带孩子到国外减负。
    
    也难怪人们对“减负”得了集体失望症和焦虑症,因为对这个沉重的话题,已经议论了太久,期待了太久。从1982年起,巴金先生有感于在上小学二年级、才七岁半的外孙女端端放下饭碗就做功课,“比外公还辛苦”,曾三度撰文为孩子发出呐喊和呼吁,“这样过日子实在没劲。像端端这样年纪,一星期总得有几个小时跳跳蹦蹦,和两三个小朋友一起谈笑,才算有了自己的童年。现在好像是背着分数的沉重包袱在登山。”并对“把学校办成填鸭的场所”提出尖锐批评:“即使再好的老师,也得重视学生的脑子。学生要肯动脑筋,会动脑筋,才有希望做到青出于蓝,否则灌输和强记,那么教出来的学生就会一代不如一代了。”“大家都认为需要改革,都希望改革,也没有人反对改革。可是始终不见改革。几年过去了。还要等什么呢?从上到下,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把孩子们当做花朵,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必须一天天拖下去呢?拖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大毛病。”
    
    转眼三十年过去了,其间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及北京、上海等许多城市曾先后出台一个又一个“减负”文件,但没有一个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形成负担的关键问题明摆着,即教科书太难、教学进度太快,背离了孩子的年龄特征、阅历和能力。不对教科书、教学大纲动“外科手术”,彻底修订,为减负而减负,只能“越减越负”——而学生越是跟不上去、考不出来,越是要看辅导材料、上补习班。学生无奈,家长无奈,老师和学校也无奈。
    
    对于改革教育的强烈呼声,今年终于有了连串的正面回应。3月,温总理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为中小学生减负,加快课程、教材、教育方法和考试制度改革,把中小学生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而之前几天,他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修改后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又开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这让全国两亿中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有了期盼。
    
    我最关注“纲要”里相当人性化的那一条:“率先实行小学生减负”。我期待我的孙子和他的同龄人,他们的“流水线生活”能张弛有度,不再这么辛苦,不再没有周末,不再忙于上补习班。期待他们的幸福指数能够提升,能够拥有真正的童年。(引自2011-06-13 《文汇报》作者:罗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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