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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郁,湖北浠水人,与闻一多先生同乡,虽有诗人、作家头衔,还有语文特级教师头衔,但深感惭愧,望一望闻先生,感觉此生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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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爸爸和他们的“中等生”孩子  

2011-06-16 10:06: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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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爸爸和他们的“中等生”孩子
日期:2011-06-16 作者:樊丽萍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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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樊丽萍
    
    上周六午后,杨浦区五角场地区的一家咖啡馆。两位大学教授,张昌勇和T君,各自带着他们的女儿,在这里欢度周末。爸爸们喝咖啡、聊天,两个女孩在一起画画。
    
    如此慵懒与惬意,对张昌勇来说,已经久违了。女儿今年“小升初”,不久前刚拿到杨浦区某民办初中的录取通知书。可以说,正是这一纸通知,才让张教授的生活恢复平静。
    
    此前一年,这位大学教授家里“战火”不断。夫妻俩的焦虑、紧张甚至争执,都围绕孩子升学展开。按照张昌勇的说法,升学这个节点,正是以他为代表的反叛应试教育的先锋精神,和以他太太为代表的世俗精神的一次激烈对抗。“此前几年围绕孩子教育问题的一切理念冲突,都在升学时集中爆发!”
    
    张昌勇周围,生活着一群有趣的“60后”大学教授:他们从小学习优秀,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如今都执教于名校,几乎个个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但正是这些教授,却刻意地让自己的孩子与“学习优秀”保持一些距离——这些教授的孩子,几乎都是班级里的“中等生”。
    
教授的孩子们
    
    名牌大学教授,平时指导的都是优秀学生,可自己的孩子却是班级里的中等生甚至差生?!当然,这肯定不是一个全称判断,但其背后也有一些耐人寻味之处。
    
    从南京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张昌勇来到上海,如今执教于沪上一所985高校。这位教授的女儿,在杨浦区一所小学读书。但凡了解张昌勇的学生,都知道他是一个好父亲,他们时常看见这位在课堂上意气风发的教授,下课以后就跨上一辆单车,骑车接送女儿放学。
    
    张昌勇“惯”着女儿,也不是什么秘密。孩子平时的作业基本在晚上9点前结束,如果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他和太太就一起上阵,帮女儿“干”掉一些题目。周末的时候,孩子有大把大把的时间玩乐。当然,他的女儿也有些才艺,从小学习画画,也找老师辅导弹钢琴。但这些以培养兴趣为主,从不参加任何考级。
    
    当个快乐的小学生,越来越不容易,因为考试压力无可逃避。班上四十多个孩子,他的女儿总排在第二十到三十名之间。平时,无论是期末大考、期中小考,还是平时测验,女儿带回来要求家长签名的试卷,分数总不会让人有太大欢喜——一般处于班级中游水平。
    
    张昌勇总是想办法,不让女儿做分数的“奴隶”。他通常瞄一眼试卷,然后挥笔签字,鼓励孩子下次考得更好。“有些错误明显是孩子粗心造成的,那就算了,没必要苛责孩子。”倘若偶然出现一张分数不及格的考卷,他会多看几眼,发现女儿有知识漏洞,就给她补上。
    
    这样的宽松态度,和他平时指导学生的要求极不相称。“女儿还小,心智太不成熟。”张昌勇这样为自己开脱。
    
    如此“对孩子没要求”的家长,免不了要被老师拉到学校去“谈话”。“你女儿智力水平不差,但成绩总是中游,一看就知道没有在外面补习。不去补课,成绩怎么能冲到前面去?”
    
    张昌勇很理解班主任老师的“好心”,但他从不理会。因为他身边有很多同事朋友的孩子,都是中等水平——与其说,这样的结果是教授们“无为而治”,倒不如说,是这些教授故意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放水”。
    
    时常和张昌勇在一起喝咖啡聊天的T君,执教于沪上一所名牌大学的英语系,他教的是“全上海英语最好的学生”。但他读初中的女儿,英语成绩在班级里却是倒数几名。
    
    张昌勇还结识更大牌、更有名的教授。比如在哲学界赫赫有名的S教授,他的孩子从小学到初中,成绩长期徘徊在班级的中下游。但当老爸的照样悠然自得,“现在出问题的是学校教育,怎么能怪我们的孩子。”
    
    这些教授爸爸,对孩子的爱护几乎到了“溺爱”的地步。
    
    张昌勇结识的S教授,过去从来只在核心期刊上发文,和大众传媒保持距离。但最近几年,他竟然也努力发挥自己的话语权优势,挺身而出写了不少呼吁高考改革的文章。S教授曾坦露过他那个不切实际且充满私心的想法:女儿现在读初中,如果我们一起呼吁高考改革,说不定那时候高考真的就改了,那么我们的孩子最终就可以获得解脱。
    
    久而久之,张昌勇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中等生家长俱乐部”。他和他的教授朋友们自发在周末组织聚会,大人聊大人的,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则聚在一起,尽情玩乐。
    
    谈起这个所谓的“中等生家长俱乐部”,张昌勇说,实属无奈之举。随着孩子年级增高,周末的玩伴越来越少,孩子的同学都在外面补课。最后没办法,身边这些沆瀣一气的教授朋友们,开始组织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玩。“他们可能不是学校老师眼里的优等生,但一个个都非常健康、快乐。”
    
拒绝补课的代价
    
    张昌勇那个“中等生家长俱乐部”里,教授爸爸们的学科背景各不相同。平时讨论起学术问题,时常是“鸡同鸭讲”。但一谈到中小学应试教育对孩子的伤害,话语系统竟高度一致——人人都有一肚子牢骚和怨言。
    
    T君曾经很认真地和张昌勇讨论过孩子的英语学习问题。老爸的英语出类拔萃,可孩子的英语竟然学不过普通人家的孩子,是够丢脸的。可T君发现,女儿班上的孩子之所以英语好,全是因为在外面参加了补习班。还有不少人已经在搏击各种英语等级考试。但作为大学英语教授,T君从不舍得,也不允许女儿去参加任何一种英语应试操练。
    
    孩子的课余时间是有限的,鼓励孩子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还是从事可以让自己学科分数能够大幅提高的应试操练——做这个选择,考验的是家长的价值观。
    
    张昌勇和太太起争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人的价值观不同。“在孩子的优秀和快乐之间,我绝对选择快乐。”由于职业关系,张昌勇对优秀生并不感冒。相反,他比一般人更清楚成为“优秀”学生的代价。如今大学里,很多高分考生无不是中学题海战里勤操苦练的典型代表。“从我国现行教育体制看,应试教育在短期之内很难有质的改变。孩子考大学的路还长着呢,就小学这些知识,能占多大比重?为啥要让我的女儿从小拼搏考试?”
    
    问题是,这些信誓旦旦地要与应试教育对抗到底的教授们,基本都在升学季——应试的最关键节点上,败下阵来。
    
    过去几年,张昌勇眼看着周围的同事为孩子升学焦虑;到了今年,他亲身经历了这种“升学恐惧”。
    
    关于“小升初”,市教委今年出台了“新政”,规定5月起统一实施网上报名、招录。但其实早在春节过后,一场升学大战就率先在名校里打响了。
    
    张昌勇的女儿成绩虽中等,但目前就读的小学,整体教学水平还不错。冲击名牌初中,也不是没可能。但很快,孩子就因为才能一般,被杨浦区的一所名牌初中给拒了。
    
    第一次失利也算正常,夫妻俩于是给女儿打气,再给别的初中投递简历材料。结果,夫妻俩心目中最理想的几所初中,没有一所录取这位教授的孩子。
    
    张昌勇这下慌了神,家庭气氛也骤然紧张。太太自然把升学失利的矛头都指向他长期以来对女儿的“放任”。“一不参加奥数,二不参加补习,在升学时实在太吃亏了!”
    
    此时,“中等生家长俱乐部”里,有个“马后炮”同事也适时给张昌勇带来一些内部消息:名牌初中选拔小学生,都不是按照正常小学生水平选拔的,“他们更希望选到小学生里的初中生。”换言之,小学阶段不提前学习一些初中的内容,不参加奥数班,孩子势必不可能在这类名校的自主招生考试中脱颖而出。一年前,这位同事的孩子也被多所名牌初中给拒了,最后是千方百计动用“人脉”关系,才进了一所名牌初中。
    
    张昌勇当即决定,就让女儿读普通公办中学。毕竟,当大学老师的一大优势,是子女通常还有一个大学附属中学可供选择。可他太太这回誓死不从。因为对口的大学教工子弟学校只是一所办学水平普通的公办学校。而根据坊间的说法,“初中不读民办,高中就要读民办”。张昌勇推不掉太太抛来的烫手山芋——一定要为孩子“搞定”学校。
    
我们能保护孩子多久?
    
    翻开电话本,打了一切可打的电话,虚心向那些“中等生家长俱乐部”的成员们讨教孩子的出路问题。不打听还好,一问之下,张昌勇才发现,阵营里的那些教授们,十之八九都向应试教育妥协了——迫于太太们的压力,好几个教授最后都把孩子送去了升学率相对高的学校。
    
    “让孩子在普通公办中学读书,老实说,我也不敢。”张昌勇最后和太太统一意见,决定让女儿上民办初中。纵然民办学校在招录政策上本来就和公办学校不同,学校和学生家长之间可以相互选择。但张昌勇说,自己最后倒向太太那边,其实是内心里另一种不满情绪作祟。“经过上一轮洗牌,上海过去的很多公办优质初中如今都转制成了民办学校。眼下的公办初中,在办学上实在没多少特色可言。”
    
    作为父亲,他可以容忍女儿是个成绩平平的普通学生,但作为教育工作者,他当然希望女儿能够获得最优质的教育。个中理由是:“一个糟糕的老师,将会泯灭孩子对于一门学科的兴趣。而好的老师在哪里,不就在那些待遇较好的民办初中吗?”
    
    五月初,女儿收到了杨浦区另一所民办初中的面试通知。张昌勇承认,这是他动用周围“人脉”的结果。按照正常情况,或许女儿根本没有面试机会。
    
    这几乎是孩子最后的希望了,张昌勇再也不敢怠慢。面试的时候,这位大学教授第一次放弃他平日抨击中学应试教育时的诸多“恶毒”用词,以一个教育界人士的身份谈自己的女儿。“我的孩子现在确实不怎么优秀,但她从小没有补过一节课,能学到现在这水平算不错了,说明她智力没任何问题;我相信,她进了初中以后会是一个优秀的孩子……”张昌勇不知道面试老师是否是被这番话感动,最后才给了女儿一张录取通知书。但他本人,却被自己深情并茂的讲述感动得要死。
    
    终于过了“小升初”这关,女儿又开始往常的快乐生活。但张昌勇也不免为孩子的未来捏把汗。“读了初中,以后就要考高中、考大学,我还能为她遮风挡雨多久?”上周六喝咖啡的时候,张昌勇和T君很认真地讨论孩子的将来。“你女儿就算以后考上复旦,按照现在的规矩也不能留在复旦任教。北大、清华也是一样,防止近亲繁殖。”T君说这席话,不过是在“好心”开导张昌勇,名校情结可以降温矣,读大学可以有很多选择。
    
    而张昌勇的思路则恰好相反:就算没日没夜复习、考试,拼尽全力考上名牌大学,那又怎样?“不就是当我们这些人的学生,听我们上课吗?”
    
    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张昌勇,是如今高校里执棒教学的“中坚”教授的典型代表。比起更老一辈的大学教授,张昌勇这一代人的学历要完整得多,从小学到大学,没有因为遭遇特殊历史时期而中断。不仅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留过洋,见识过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治学方略。但张昌勇对自己却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这一代人,只能算上过大学,但对比真正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国内985所高校的水平还差得很远,我们这些教授的水平和人家比起来,也差得很远。”
    
    按照张昌勇和T君的看法,或许要到20年后,国内高校才能真正完成师资“换血”,迈上“一流”的台阶。“一流大学,就是要有一流师资。我们这一代人虽受过完整的学历教育,但总体教育质量不高,我们接受的学科知识相对陈旧,老师的教学方法也比较老套,缺乏国际同行间的学术交流。等后来到大学任教后,我们才有机会拓宽眼界,为时晚矣;但我们的孩子有机会摆脱应试教育的樊笼,从小开始创造性学习。等他们这代人今后留学归来,执教国内高校,或许我们的大学才有希望完成治学土壤再造,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遵采访人意愿,文中张昌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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