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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郁,湖北浠水人,与闻一多先生同乡,虽有诗人、作家头衔,还有语文特级教师头衔,但深感惭愧,望一望闻先生,感觉此生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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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想明白的写成散文 想不明白的写成小说  

2012-11-13 21:56: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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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想明白的写成散文 想不明白的写成小说
2012-11-13 09:40:37 来源:长江日报

    小说集《想不明白》(上、下册)和散文集《想明白》近日出版,是著名作家韩少功思考和写作最全面有力的总结。这套三卷集以汉语探索为选材角度,以文体变革为焦点,书名取自他多年前的一句话:“想得明白的写成散文,”。一经推出即受到读者广泛欢迎。

  11月4日至11月18日,他应邀前来华中科技大学担任驻校作家。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这话韩少功一周内说了两次。一次是在大学校园内,记者一个人聆听他对世事人生的看法;一次是在武汉图书馆,他面向广大读者谈论“乡土中国”。尽管他两次都没有表达对这句话的个人理解,但通过访谈,记者读出了他所谓的“道”中之味——良好的传统、人情常理,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以及诚恳平和的处世态度。

  记者刘功虎

  有些故事我写了出来,同情里面也许有赞赏,赞赏里面又可能包含遗憾。它是一个混杂的状况,无法用语言做单一结论。

  每当有人说中国人勤劳勇敢时我就想,难道美国人不勤劳勇敢吗?你看他们的总统、部长、有钱人,平时都自己修剪草坪、盖房子,中国人稍微有点钱,可能就要雇两个佣人。

  读+:关于文学、现实,你觉得哪些问题想明白了?哪些还没有想明白?

  韩少功:我的小说更多的是处理成一种比较模糊、比较多义的情况,这也是我思想状态的真实表现。有些故事我写了出来,也许同情里面含有批评,批评里面含有同情。同情里面也许有赞赏,赞赏里面又可能包含遗憾。它是一个混杂的状况,无法用语言做单一结论。我这两本小说集里的故事,大概都有这种特征。

  文学不是法律,人在哪儿犯罪就治他哪儿,文学承担的功能要复杂一些,更特殊一些。

  读+:你的中篇小说《报告政府》里头,有笑有泪。有人吹牛,说自己“开五粮液就像开矿泉水似的”。还有那个“雄鱼头”,见到监房里堆了不少吃食,就遗憾自己的儿子没有跟他一起坐监,都是辛酸的幽默。你去看守所实地考察了的吧?

  韩少功:我有个朋友在那坐过牢。我本人也到看守所实地考察过。为了写这个小说,我专门画了一个地图,标明大致的方位。小说里写到的故事,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真人真事,有的是我的虚构。

  读+:《报告政府》是否包含了反思?

  韩少功:当然有反思。有的人犯罪,自己有很大的责任;有的人犯罪则是环境使然。没有哪个人天生就是罪犯。我在书中写到一个人,他受了不公正的对待,讨薪不成,包工头黑了他的钱,还打他,有冤无处申,最后他就把那个包工头一家七口都杀了。这种悲剧实际是可以避免的。

  里面提到一个细节,法官告诉他还有一个小孩没杀死,他说“我明明补了一刀的啊”。他的第一反应是怕那个没被杀死的小孩长大了找他女儿寻仇。这样的事情是很悲凉的。

读+:你写的那些人,没法简单判定谁好谁坏。

  韩少功:生活是一张网,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有苦衷。就像那个女警冯大姐,一方面犯人都怕她,但另一方面,她会力所能及地帮助犯人。我的叙述姿态是尽可能地开放,不把人物性格简单化。

  读+:你的老乡、朋友,后来赴美定居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前不久皈依了宗教。你对他们信奉的经济学前提——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怀疑,能否具体谈一谈?

  韩少功:经济学的这个假设,我认为无法解释所有人的行为。有的人天生就具有利他主义精神。其实杨小凯去世前不久,自己也对这个假设发生了怀疑。很多教友无私帮助他,是无法用“个人利益最大化”来解释的,“理性人”的假设对教友而言是失效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教友们帮忙是出于自己想进天堂、想得到上帝眷顾的目的。也可以说他们想得到个人的尊荣。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利益。但是我认为这跟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私利”是有区别的。不同的人对利益的理解不完全一致,文化、宗教、美学都会影响大家对利益的判断,没有一个普适的观念来规范大家。

  读+:人们为何会热衷于谈论国民性问题?

  韩少功:谈到国民性,一个国家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体制、文化、地理等,长期相互作用、熏陶,的确可能会让群体形成某些独有的特征。只是说这些问题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能随口跑火车。每当有人说中国人勤劳勇敢时我就想,难道美国人不勤劳勇敢吗?你看他们的总统、部长、有钱人,平时都自己修剪草坪、盖房子,中国人稍微有点钱,可能就要雇两个佣人。

  香港是中国人聚居地,现在法治昌明,但就在三四十年前,那里的警界、政界都还是贪腐横行的。有人认为,以人均收入水平来衡量,现在的中国大致相当于美国上世纪20年代的水平。那个时候美国混乱得不得了,黑道白道混杂,公务员、警察、法官沆瀣一气,比现在的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经济水平与治理水平是否一定存在正相关关系,当然可以讨论。我的意思,对一个国家的“国民性”这种宏大题目,下结论一定要慎重。轻易谈论国民性、民族性,很冒险。

  读+:有很多人相信良好的社会生态能逐步让人性善良的一面更多表现出来。你怎么看?

  韩少功:治理良好的社会,对人的行为会有规范作用约束作用,不良行为的发生会少一些。但是这不意味着对人性的改造会有明显作用。人性的弱点只是被压抑了,但不等于消除了。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人受基本条件的限制,人都是一个个的个体,不是连体人,这种情况下,人的确会表现出自私心。因为资源有限嘛。

  在人的结构暂时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天不变道亦不变。任何把人改造成圣贤的想法都是脱离实际的。好的社会制度可以适当约束人的自私性,让人的行为收敛一点,但这种约束不等于人的自私性滋生的条件、土壤会消失掉。

  比如说礼貌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比较粗野,而很多西方人比较礼貌。但是不能认为礼貌跟善良可以划等号。很多礼貌的人是很自私的,那种很精致的自私。而很粗野的人中也有很多很豪爽的人。

  文学比起社会热点总是慢半拍甚至很多拍,它不像新闻,没法现场发稿。赶热点不是文学的长项。它是一个远距离工具,需要沉淀。

读+:有人认为,在当下中国,文学沉沦,文字大都成为自娱自乐的东西。他们还认为莫言不对公共事务发言,不关注现实,因此不算一个好的作家。前不久我采访马悦然,他也为很多知识分子不看具体作品就开始评论作家立场的做法感到困惑。对此你怎么看?

  韩少功:莫言的很多作品是关注现实的,而且是深深介入其中的。当然,很多人关心公共事务,那是好事,应该是值得鼓励的。我的看法是人对不同意见、不同活法要有包容性。政治和文学要有适当的区分。有些作家的政治观点我们不一定赞成,但并不妨碍我们平心静气地去进入他的文学。文学大于政治。文学包容的东西很多,政治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唯一的方面。历史上我们无法赞同其政治观点的好作家太多了。李白、杜甫、曹雪芹的政治观点很“先进”、很“正确”吗?

  读+:有作家曾说自己的作品写好后就放在抽屉里,他认为即使发表了也没人看。文学失去围观效应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吗?

  韩少功:文学不一定非要附着在书的形式上,也可以表现为电视、电影、网络。一部广受关注的电视剧,难道里面没有文学的影子吗?恐怕不能这样看。文学始终存在于主流人群的视野里。但是如果一定要把“文学热”理解为“全民读书”,那可能的确是很难复归那种古老的热潮了。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出现了新的媒体,不再局限于纸书,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也应该发生变化。从纸媒到网媒,时代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文学的样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书当然还会存在。如果出现好的作品,还是会有很多人去读。当然,作家要自我反省,尽力写出更多好作品以吸引更多读者。读者的习惯也许也要有所改变。好作家是好读者逼出来的。如果有庞大的、欣赏水平高的读者群体存在,会逼着作家写出高质量的作品。

  读+:是什么原因导致文学无法形成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

  韩少功:文学比起社会热点总是慢半拍甚至很多拍,它不像新闻,没法现场发稿。赶热点不是文学的长项。它是一个远距离工具,需要沉淀。在《红楼梦》的写作年代,当时的社会肯定也发生了很多热点事件,曹雪芹怎么不去写啊?他顾不过来。他完全可以只专注于写好自己的经历。

  历史从来是一条向前奔流的长河,没有必要把很多东西硬要做成一个博物馆保留着。已经消失的就让它消失,能够遗存的尽量保留。

  读+:乡土中国是一个巨大、但是经常被忽视的存在。你认为乡土中国会不会最终消失?

  韩少功:尽管中国城市化很迅猛,但至少还有5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我们的地理幅员、国土,还有90%属于乡村。我们有2000多年的农耕文明史。西方发达国家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乡村人口缩减到了5%以下。但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他们发展得早,可以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城市”,把全世界其他地方都看成农村,对外移民,把乡村人口压缩到最小比例。

  现在中国就缺乏这样的条件,这么大基数的人口不大可能压缩到5%以下。中国不可能再遇着西方那样一个先机。有些国家可以不生产粮食,纯粹依靠进口,中国恐怕不行。中国农村在很长一段时间要走自己的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有些乡村治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因为这些地方以前都是农耕文明。

  读+:有些人出于自己的偏好,希望农村保持“落后”的面貌,以满足他们对田园牧歌的想象。对此你怎么看?

  韩少功:我对于某些民俗的消失并不沮丧。比如湘西出现吊脚楼,原因是以前缺乏现代建筑条件,没有钢筋水泥,人们只好依据山势盖木房,“意外”形成了一种文化。可是那种楼房毕竟不结实,漏风,冬天住着很难受。他们要拆了盖“洋房”,提高生活质量,我们应给予理解。

  历史从来是一条向前奔流的长河,没有必要把很多东西硬要做成一个博物馆保留着。已经消失的就让它消失,能够遗存的尽量保留。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广州的骑楼,很多人觉得很好,不该消失,我们可以尽可能保护,但是如今这些城市里,80%的人口都是外来者,他们并不保有当地的文化记忆。他们希望过有质量的生活,不盖高楼大厦行吗?这需要大家民主、理性的商量,不必你死我活地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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