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何郁的博客

因为爱

 
 
 

日志

 
 
关于我

何郁,湖北浠水人,与闻一多先生同乡,虽有诗人、作家头衔,还有语文特级教师头衔,但深感惭愧,望一望闻先生,感觉此生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网易考拉推荐

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  

2012-05-19 18:3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

——关于重建“大一国文”的思考

陈平原   2012年05月09日   光明日报

五年前,我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初刊《学术月刊》2007年11期,收入熊思东等编《通识教育与大学:中国的探索》,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论文评议人叶晓青教授认为我太乐观了,就因文中有这么一句话:尽管中国大学问题多多,但“‘素质教育’的提倡,以及‘通识课程’的逐渐落实,还是为人文学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在英年早逝的叶教授看来,人文学深陷困境是全世界的问题,中国人无法独善其身。更何况眼下的中国大学,正处于迅速扩张期,越来越急功近利,不太可能真正关心/关注人文学的价值。

    我则反省文中谈及“文化育人”的另一段话:“如何协调‘专业课’与‘通识课’,是世界各国大学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大学的特色在于,怎么看待并妥善处理‘通识课’与‘政治课’的关系。”此外,同样指向“修养”,外语教育与母语教育在中国大学的命运竟如此天差地别——所有中国大学生,在学期间起码修8至12学分的外语课,至于“大学语文”,则可有可无,各校自己掌握——也是一个必须直面的窘境。

    提及如何追赶世界一流大学,领导都会说:中文系没问题,因为,研究中国语言与文学,外国学者哪能跟我们比?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站出来申辩——国外学者确实有比我们做得好的,并不一定“中国人”最了解“中国”。况且,在我看来,这么一种策略性的“表彰”,隐含了某种不便明言的“歧视”。说到底,中文系办得“好”与“坏”,对整个大学来说,不是十分要紧;当领导的,往往更愿意将有限的经费挹注到更抢眼、更有实用价值、“投入/产出比更大”的专业领域。这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只是因最近十多年情势变化而显得格外刺眼。作为一名中文系教授,我明显感觉到大学里非专业的“中国文辞”,正大踏步地后退,颇有逐渐隐入历史深处的趋势。

    之所以使用古雅的“中国文辞”,而不是时尚的“母语教育”,除了希望兼及“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学”,更因其典出百年前的一场教育改革。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据张自述:“数月以来,臣等互相讨论,虚衷商榷,并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其于中国不相宜者缺之,科目名称之不可解者改之,其有过涉繁重者减之。”(参见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19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参酌变通”的结果,便是同时上呈的《学务纲要》。在张之洞等人看来,以往“专习文藻,不讲实学”,固然很不应该;如今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便应反过来力保“中国文辞”的存在价值。“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而“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故《学务纲要》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参见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204页)。此处之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

    认同张之洞等“杞人之忧”的,可谓代不乏人;正因此,才有民国年间逐渐演变成型的“大一国文”。新中国成立后,此课程位置尴尬,开始扭曲变形;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追摹苏联体制,走的是专业化道路,绝大部分院校不再开设此类课程。文革结束后,在苏步青、匡亚明、徐中玉等人的倡导与努力下,“大一国文”于1980年恢复开设,更名为“大学语文”。二十年间,也曾风生水起,轰轰烈烈。可是,进入新世纪后,整个中国大学的发展路径,明显向新兴学科及实用学科倾斜,“大而无当”的“母语教育”,于是命若游丝,随时可能退出历史舞台。

    不管叫“大一国文”、“大学语文”,还是叫“文选及习作”、“阅读与写作”,课程名称及教学内容可以变通,唯一不能模糊的是:是否有必要为所有中国大学生开设讲授“中国文辞”、专注“母语教育”的基础性课程。一句话,只要两个学分,但必须是必修课,不是选修课。不做硬性规定,任由各大学自由选择,偶然碰上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叔子或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大学语文”很重要;否则,或信马由缰(如北京大学),或闭目养神(如清华大学),“大学语文”只能自生自灭。以教育部的权威,还有北大、清华在中国大学中的龙头地位,他们不想动或不能动,这口头上很重要、很重要的“大学语文”,就注定只能在边缘地带痛苦挣扎。

    为什么提这么沉重的话题,那是因为,跟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的母语是汉语;而如今汉语的“神圣性”与“纯洁性”正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此,不能只是“彷徨”,需要有人站出来“呐喊”——即便没有多少回声。

    你在神州大地走走,从大城市到小村镇,只要有标语、通知或告示的地方,就很容易发现错别字,以及半通不通的句子。有朋友对“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愤愤不平,问我,什么时候我们都成了垃圾?应该是替垃圾分类,或分类处理垃圾,才有可能“从我做起”。至于报纸上、电视上那些错字或不通的句子(还不算“不雅”的表达方式),更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开始你还愤怒,还抗争,渐渐地,也就见怪不怪了。可怜这“遍体鳞伤”的汉语,在国外正极力推广,在国内却已不再被人尊重、敬畏、爱惜。

    2011年,中国媒体格外关注故宫的诸多失误。比起“失窃门”、“哥窑门”、“会所门”、“屏风门”、“瞒报门”来,我最不能接受的是“错字门”。5月13日下午,故宫博物院负责人向北京市公安局赠送锦旗,上面写着“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网友质疑,怎能将“捍卫”的“捍”错成“撼动”的“撼”?人家故宫振振有词:使用“撼”字没错,这样显得更厚重些。回想起年初《光明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称对中国人民大学“大学汉语”课的74份作业进行分析,结果是:“49份作业存在行文格式问题,占总数的66.2%;64份作业存在表达语气与自荐信要求不符的问题,占总数的86.5%;语法方面的问题就更为突出,74份作业都或多或少存在搭配不当或虚词误用等语法问题。”(参见贺阳等《高校母语教育亟待加强——基于海内外十余所高校的调查分析》,《光明日报》2011年1月11日)

    正为此感叹不已,有位在国外大学任教的北大中文系早年毕业生悄悄告诉我:为了做课题,她到图书馆调查北大中文系历年通过的博士论文,发现不只一份论文的评审意见称:“个别语句欠通顺。”她反问:中国语言或中国文学的博士论文,怎么可以有“语句不通”的呢?我辗转反侧了好几天,决定告诉全系老师:如此家丑,必须正视。

    故宫、人大、北大,这都应该是“最有文化”的地方,他们尚且如此,不知道有谁敢拍胸脯说:当今中国大学(就算是中文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能写没有错别字、语句通顺、条理清晰的文章。半个世纪前的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称:“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很可惜,我们还有许多同志不注意这个问题,在他们所用的语言中有很多含糊和混乱的地方,这是必须纠正的。为了帮助同志们纠正语言文字中的缺点,我们决定从今天起连载吕叔湘、朱德熙两先生的关于语法修辞的长篇讲话,希望读者注意。”半个世纪后,重温这篇文章,重读吕、朱所著《语法修辞讲话》,深感惭愧。不知道我们这代人,还能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做些什么。

    语言的使用,首先追求准确,而后才是生动、活泼,有雅致。若学问大了,知识多了,可语句不通,或满纸错别字,就好像浑身名牌服装,可沾满了污秽。以前看中文系学生的考卷或论文,着重观察有无独立见解;现在倒过来了,先问文句“通不通”。如果连专门研究中国语言或中国文学的中文系学生,都可能“语句欠通顺”,那我们的“母语教育”肯定是前途堪忧。

    先是广告的刻意混淆,制造特殊效果以吸引眼球;后有网络语言的迅速普及,趋新、猎奇、搞怪成为时尚;再加上海量的信息以及粗枝大叶的阅读,导致没人再把“错别字”以及“病句”当回事。若你提出抗议,人家会觉得你脑子有毛病,或者是外星人——这样的事,也值得你发火。

    我多次引用周作人“国文粗通,常识略具”的自诩——那是五四新文化人的共同追求,也是后人追慕不已的目标。进入网络时代,检索方便,各种“常识”越来越容易获得;反而是“国文粗通”变得有点“奢侈”了。当下的中国人,普遍“外文”能力增强,“国文”能力下降——这个大趋势,正因各种考试制度、录用人才标准,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我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在我看来,针对目前社会上对于母语的忽视,以及高中的文理分科,确实有必要在大学里设置类似‘公共英语’那样必修的‘大学语文’。”(《中文百年,我们拿什么来纪念?》,《新京报》2010年10月9日)文章发表后,北大校长周其凤院士马上回应,表示大力支持。可一旦付诸实践,则关山万里,困难重重。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部对于是否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态度始终很暧昧。

    200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2007年3月12日,教育部高教司下发《关于转发〈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的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做好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工作”。当年5月10日的《北京晨报》上,刊出题为《教育部要求高校面向所有学生开设语文课》的短文,称:“以前英语不及格不能毕业,现在汉语不及格也不能毕业。教育部要求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北大、清华、北航、南开等多家学校将语文列为必修课。”此报道引起强烈反响,各媒体纷纷跟进。教育部赶紧澄清:这只是建议,并非强制性规定。问题在于,只要不做硬性规定(像政治课、外语课那样),所谓“大学语文”很重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就是一句空话。

    你也许会说,作为课程的“大学语文”之所以被压抑,是因其本身定位有问题。我很怀疑这种说法。为全校学生开设“大一国文”,这本是老北大的传统,傅斯年将其带到了台湾,至今仍枝繁叶茂。最近十多年,台湾大学校方曾做过多次全校性教学评鉴,“大一国文”平均值遥遥领先其它科目,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共同必修课。每个台大学生必修大一国文6个学分(3+3),政治大学则是4+2(大一学生必修“国文”4学分,修满及格后可再选修“进阶国文”2学分),其他大学也都有类似的规定。我在台大教过书,对那里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国文水平啧啧称奇。反而是在大陆,“大学语文”始终没能挺直腰杆。在我看来,这是个恶性循环——教育部不敢硬性规定,是因为大学内部意见不统一;领导态度犹疑,院系也就不可能投入太多的资源;好教师不太愿意介入,教学效果必定不理想,学生们于是多有怨言……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在领导,若是承认开设“大一国文”/“大学语文”对于大学生的阅读与写作、思维与表达、修养与自信大有益处,铁下心来做,就能做好。若三心二意,前怕虎后怕狼,则中国大学生的母语水平还会进一步下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努力阻挡尚且不易,更何况犹豫不决。

    我给北大校长写信:“提议恢复‘大一国文’,很大程度是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若真的推行,必定大大增加我们的工作量,这点中文系同人有心理准备。除了专业著述,我们还有义务为北大、也为中国教育做点事情。但此举的前提是:校长以及学校行政当机立断(因牵涉到学分及课程设置),我们才有可能积极配合。”除了大学校长,希望教育部领导乃至普通民众,都来关心这个问题——如何尊重我们的母语,热爱“中国文辞”。

    我深知,作为中文系教授,这么说话,会被嘲笑为“自我保护”。可“母语教育”之轻重缓急,确实是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至于谁来做,委托中文系,还是另立山头,都可以讨论;唯有目前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长远看,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非常不利。至于具体操作上的困难,如领导不重视、教师欠投入、课程须改革等,只要大的宗旨确定,制度上有了保证,就都可迎刃而解。

  评论这张
 
阅读(106)| 评论(4)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