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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郁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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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郁,湖北浠水人,与闻一多先生同乡,虽有诗人、作家头衔,还有语文特级教师头衔,但深感惭愧,望一望闻先生,感觉此生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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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中学生谈写作(韩石山)  

2012-08-05 18:06: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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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中学生谈写作(韩石山)
跟中学生谈写作(韩石山) - 何郁 - 何郁的博客 (2012-07-29 09:27:32)
TE>转载▼TE>(自韩石山先生7月29日博客)

 

跟中学生谈写作
                   跟中学生谈写作

        (2012年7月26日在《语文报》中学生笔会上的演讲)

                                                       韩石山

讲这个题目,我还有点自信的,原因嘛,我当过多年中学教员,现在的身份又是作家,跟中学生谈写作,正是将我的两个长项结合起来。同时又有点忐忑。这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中学教员,是老中学教员,离开中学讲坛三十多年了,我这个作家,是个老作家,退了休的作家,肯定是老作家。什么东西老了都不好,大概只有老妈比新妈(后妈)好。

一看这个题目,同学们就会失笑,觉得应当是“和中学生谈写作”,怎么用了个“跟”字呢?可见你是个“土老帽”,人们都给山西的作家叫山药蛋派,山药蛋派作家当然是土老帽了。

我不想辩解,只想举个例子。赵元任,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你们可能不知道,但一说当年清华大学有四大导师,就想起来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第四个就是赵元任。晚年,赵先生在台湾作过一次演讲,其中一个题目叫《语言学跟跟语言学有关系的一些问题》,一连用了两个“跟”字,报上要发表这个演讲时,编辑以为是不是错了,跟赵先生联系,赵先生说不错,就是这样的。

     写作的重要性就不必说了。要说的是,怎样才能写出好的文章,好的文学作品。

谈写作,可以从许多方面谈,比如生活积累,比如多读书多吸收,比如思想观念,我要讲,还可以从我自己的写作经验上讲,我觉得,这些都远了,谈我自己倒是近,也没有多少价值。不如具体地讲一个人的写作观念,连带的说些其他的,就够了。

这个人,我选择了胡适。过去的中学课本上,是不选胡适的文章的,据说现在选了,也只是选了他的一首小诗,实际上,这个人是很会写文章的。梁实秋,看书多的人,大都知道,也是个很会写文章的人,他的《雅舍小品》很有名。梁实秋还是个很傲的人,同辈的作家学者,没有几个能看得起的,独独对胡适非常佩服,说胡先生的文章,清楚明白,能把白话文写成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胡适关于写作的文章很多,一篇一篇的介绍没有必要,我选了胡适晚年说过的几句话,作为他的写作的观念,介绍给大家。共是三句,都出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这本书,大陆也出过,叫《胡适晚年谈话录》,这个书名,冷冰冰的,没有原来的好。这是胡适的学生,也是秘书的胡颂平,晚年跟着胡适,记下的他的谈话。叫“胡适之先生”是一种尊重,叫“胡适”就失礼了。

是三句话,也可以说是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是,1960年3月31日这天,胡颂平进到胡适的办公室,谈起作诗,胡适从字纸篓里捡出一份油印的诗稿递给胡颂平,说:“你看,这些也叫做诗!他们不晓得自己的不通,所以印出来寄给人家看。这样的人很多,像纽约的华侨报纸上,菲律宾……各地的报纸上,常有这样不通的诗。还有些老辈做的诗,也往往有不通的。在这个时代,再用陈旧的诗的格调,再也做不出好的诗了。”先生又说:“怎样叫做通?第一要懂得文法,第二要把意思表达出来。作诗如此,作文也是如此。”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的是,作诗作文章要通。通是第一位的。

第二个是,1959年5月16日这天,台湾大学侨生代表六个人来看望胡适,说他们组织了一个海洋诗社,带来了他们的诗刊《海洋诗刊》让胡先生看。胡先生看了,说,你们做的诗,要分作两部来说,一部是“我”,一部是“人”。你们做的诗,如果不预备给别人看的,你做好就烧了,那就随便怎么做都可以;如果要给别人看,那么一定要叫别人看得懂才对。从前有两句骂人的话:“但要放屁,何必刻板”。刻板就是印成书。这话是对那些文章不高明的人说的,讥笑他们不要刻板,实在是有意思的。你们写的所谓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只管自己写,不管人家懂不懂。大部分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或画,都是自欺欺人东西。你们的诗,我胡适之看不懂,那么给谁能看得懂?我的《尝试集》,当年是大胆的尝试,看看能否把我的思想用诗表达出来;如果朋友都看不懂,那叫什么诗?白居易的诗,老太婆都能听得懂;西洋人的诗也都如此,总要使现代人都能懂,大众化。律诗,用典的文章,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没有文学价值。我的主张,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写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美,不明白清楚,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美’了。

这个小故事是告诉我们,文章要有力量。明白清楚就有力量,有了力量才能有美。

第三个是,1959年12月21日这天,有位客人带了他自己做的歌词来见胡先生,并请指教。胡先生看了他的诗歌后对他说:“你的歌,不能算为太好。你要设法去了这些套语,要注意思想,不要注意词藻。白话没有什么词藻,真正干净的白话是很雅致的。”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写白话文,不是说越白越好,还要雅致。

总起来说,就是不管是写诗还是作文,一要通,二要有力量,三要雅致。

新文化运动以来,谁的诗最好呢,不光是诗,也包括文章,我的看法是徐志摩。去年有家出版社要我编一本徐志摩诗选,我编了,叫《四季志摩》,就是把徐志摩的几乎所有的诗,按一年四季编起来。前面我写了个序,序里说,近百年来的新诗运动,以实际成绩而论,基本上是失败的。说成绩而加上“实际”这样的前缀,是说在民众间的流传,这是一个最实际的标准。这里的民众,非是指真正的老百姓,而是指普通知识分子。诗既然常与歌连用,就应当像歌一样能够吟唱,不说吟唱了,看上几遍能记在脑子里,要引用了能随口说出来,该是起码的要求。不是说一首长诗要你全背出来,总该有两句精彩的句子吧?以此标准而论,能流传两句的,就该说是优秀诗人了。我能记得的,也就这么几位——

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北岛的: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顾城的: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

我用它来寻找光明。

海子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再往前数,还有卞之琳的《断章》:

        我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能有两句记住的,或许还该加上胡适的《一对黄蝴蝶》,闻一多的《静夜》,戴望舒的《雨巷》,数来数去,也就十来八个人,三二十句诗吧。这么一点成绩,能说是怎样的成功?

然而,独有徐志摩是个例外。如果说新诗运动基本上是失败的,徐志摩个人则是成功的。说整个新诗运动,成全了他一个人都不为过。别人有两句诗,一小节,能让人记住已然是了不起的成绩,他是整首整首的,好多人能背下。我就听一位写评论的朋友,完整的背下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能背下《沙扬娜拉》的就更多了。

同学们听听这首诗吧: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着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徐诗能让人记住的名篇名句,不止于此。就是那些未必好记的诗篇,一念起来,也会让你坠入徐氏独有的诗境里,有这种的感觉的,绝不是十个八个人。他的诗,整体说来,清新,雅致,感情沉静,音韵自然。也就是说,达到了胡适所说的三条,通,有力量,还雅致。

谈了胡适的作文理念,又谈了徐志摩的成就,还想结合同学们作文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谈谈,这样或许更有针对性。不想列上多少条谈,太多了谁也记不住,只谈两点。

一个是,千万别相信白话文就是怎么说怎么写。叶圣陶老先生在世时,常这样说,也写过文章宣扬这个观点。说话跟写文章,是两回事。再顺畅的文章,也跟说话不同,再漂亮的说话,也跟写文章不一样。你们一个班上的,肯定有些伶牙俐齿的同学,他的文章就一定好吗?不见得,十有八九不会好。也有的同学,说话木木讷讷,可是写得一手好文章。这就可见,说话跟写文章,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为什么呢?说话有当时的情境,还可以借助表情、手势,想强调的时候,重复一下也没什么。就是前言不搭后语,也没有什么,意思清楚就行了。写文章,面对的是白纸,是电脑的屏幕,用的是笔,键盘也是笔,要将自己的意思,还有感情,完满地表达出来,必须讲究逻辑,讲究修辞,完全是另一回事。前面说的胡适的话里,胡适说写文章不能用典,就是不要用成语啦什么的,这也有点过了。成语、典故,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结晶,不在于用与不用,而在于用得恰当与否。

再一个是修改要当心。平日老师教学生,总是说要言简意赅,要言有尽而意无穷,要反复修改。最著名的说法是鲁迅的一句话,在一篇文章里,他说,写完之后,至少要看两遍,将可有可无的字、词、句删去。这话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你想么,一篇文章,真要这样删下去,最后只剩下几条干巴巴的筋了。这是拍电报的做法,是发手机短信的做法。文章要丰盈、灵动,总是免不了说些可有可无的话的。有些微妙的意思,说不定恰在那些可有可无的话里。文章是写出来的,不是改出来的,写的不好,怎么也改不成好文章,写的好的,说不定会改坏了。

这就要求我们珍惜最初写下的句子。同学们可能都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有时写上一句话,起初还觉着不错,越看越别扭,那就改吧,改了更别扭。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起初写的时候,你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就是说,你的思维是顺畅的,就那么写下来了。后来看起来,为什么觉得别扭了呢,这是因为你单独提出这句话,脱离了那个特定的情境,看起来就觉得别扭了。前面说了鲁迅的不是,实际上鲁迅是个在文字上很讲究的作家。他的小说《祝福》里,说到祥林嫂外出乞讨,挎着蓝子,“里面有个碗,破的”。像这个句子,若是要修改,肯定会将“破的”提出来,放在“碗”字前面。一放在前面,成了“里面有个破的碗”,是通顺了,可也没有原先的意味了。现在要追究的是,这句话,是怎么写出来的。是先写了“里面有个破的碗”,再将“破的”提出来吗?我以为不会是这样,极有可能是,先写了“里面有个碗”,略一思考,觉得应当对这个碗有所形容,有所限定,便接着写了“破的”两个字。也不提前了,就这么着。一个奇妙的句子,就这么不经意间出来了。同学们写作文,若是遇上这种情况,千万不要随便改动,只要不损害文意,就让它这么着。说不定也会产生一个流传千古的名句呢。这也是自然为文的道理。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还有真正的专家给你们讲。

 

                   2012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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