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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郁,湖北浠水人,与闻一多先生同乡,虽有诗人、作家头衔,还有语文特级教师头衔,但深感惭愧,望一望闻先生,感觉此生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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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2000:看中国新诗怎样走来  

2013-06-14 21:36: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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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2000:看中国新诗怎样走来
2013年6月14日 05:45

    ——专家盛赞《中国新诗编年史》问世

 

1918—2000:看中国新诗怎样走来 - 何郁 - 何郁的博客

刘福春近照 (资料照片) 

 

    30多年的心血和冷板凳并没有让一位学者的孜孜以求付之东流——厚厚两大卷《中国新诗编年史》静立在会场中央,领受着与会者的敬意。

    “刘福春的这本书是中国新诗史研究最重大的一个成果”,“他是以一人之力,造百年之功”,“资料最丰富,史料最翔实,判断最中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发布会上,文学评论家谢冕丝毫不吝赞美之词,高度评价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福春撰写的这部近300万字的巨著。

    老诗人郑敏在贺词中说,中国新诗虽然诞生近百年,但还没有一部新诗“编年史”向世界介绍它的发展经过。这本书打开一个世界研究中国新诗的新局面,十分可喜。

    老诗人牛汉说,《中国新诗编年史》是当代新诗研究最有分量的学术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则笑言,这部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表示遗憾。

    迄今为止资料最丰富、记述最确实可信的中国新诗史长编

    《中国新诗编年史》按照时间顺序,将1918年到2000年期间在中国全境(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新诗所发生的事件,包括新诗运动、社团流派活动、诗人行迹、重要诗集的出版和诗作的发表,以及诗学理论、新诗批评的言论集萃,都纳入了一个逻辑系统中,逐年逐月逐日作了仔细钩沉辑录,以编年纪实的形式,呈现了近百年来中国新诗创作与理论从发生萌芽,经过作品多样与流派纷呈、诗人的丰富探索和多彩创造,到诗歌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逐渐走向成熟,走向多样,走向众声喧哗的繁荣图景;同时也描绘出中国新诗以多样的声音,由中国走向世界的足迹。文学评论家孙玉石认为,《中国新诗编年史》不仅为中国新诗历史研究提供了最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新诗百年历史书写的别一种类型和范式。

    诗歌评论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说,《中国新诗编年史》在资料的翔实和丰富上,到目前为止,是任何一部新诗史不可能超过的,刘福春几十年的积累都在里面,他所掌握的新诗资料,在全国绝对数一数二。

    谢冕说,新诗史的编写,最重要的是史家的眼光,他的判断,他的选择。举个例子,周作人的《小河》的出现,是新诗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周作人写了很多诗,为什么这部编年史要选《小河》?此外,刘福春不仅把周作人为什么发表《小河》的序选进去,还举了胡适、朱自清、茅盾评论《小河》的例子。“对《小河》的判断,刘福春自己一句话都没有,但他把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体现出来了,而且他敢判断这是新诗发展的重要事件。”

    吴思敬认为,在这部《中国新诗编年史》中,刘福春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以论代史的现象,从材料出发,颠覆、解构了很多扭曲的文学理论和现象。正如孙玉石所言:回到历史才能真正认识历史。谢冕说,“文革”时期是中国新诗最衰落、最困难的时候。对历史了解简单的人认为这个时候没有诗,那诗在什么地方呢?诗是怎样变形的?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这部《中国新诗编年史》渐渐呈现出来了。

    翻开这部编年史,常常会读到一些人的日记,如陈白尘干校日记、郭小川日记、张光年日记,可能有读者认为这跟诗有什么关系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所长李怡教授认为,这恰恰重现了中国新诗当时的“生态环境”,借助这种环境,可以还原百年新诗的一些细节。这体现了刘福春的独到眼光。

    三十年坐冷板凳终有大成

    诗歌评论家唐晓渡说,他永远忘不掉那一年刘福春的背影。

    “大约是1994年,诗人杨炼回国,因房子问题,有一批诗歌资料要处理。我偷偷告诉福春。他就骑车大老远从劲松赶到国际关系学院,背着两个大麻袋走,那背影……”

    刘福春身居斗室,搜集的诗歌资料却汗牛充栋,让人无立锥之地,夫人徐丽松的腿还被砸伤过。他曾经的同事刘纳教授回忆说:“当时,我跟刘福春说:‘我去你家看看呗?’刘福春说:‘你进不去。’‘嫌我胖啊……’”众人大乐。

    诗人邵燕祥说,这部纪念碑式的厚重的出版物,以其功力昭示了一种可贵的治学精神、治学路径,那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句句有出处,字字有来历;为此著者付出三十年坐冷板凳,奔走搜求,日夜兼程的努力,这在一个相当时段新诗史以至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都是值得称道的。

    谢冕说,刘福春的研究我是了解的,他是一个人默默地在做,在主导,在积累,他对史料的热爱近于痴,不管居住条件有多困难,经济力量多么有限,但是对史料的热爱非常令人感动。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健德说,“刘福春是在用生命写这本书”。

    众多友人回忆,刘福春当年在社科院搞新诗资料搜集整理,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这些“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辛勤付出,却得不到一些人的理解、肯定,还遭到贬抑,说他“就是个搞资料的”,刘福春哈哈一乐:“我虽然没论文,但我有学问!”

    有学者评价,《中国新诗编年史》是关乎中国新诗世纪真相的基础性工作。它是中国新诗的成长日记,它存照了中国新诗初生时的蹒跚步履,也吟诵了它风华正茂时的壮美传奇。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灿烂星河中,它像一只滤镜,过滤掉岁月风尘,让钟情于诗歌的人们,看到风情万种的中国新诗,怎样从1918年,一路走来……(本报记者 邓 凯 吴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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